连载丨大明余晖(59):到处都是“陈胜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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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原标题:连载丨大明余晖(59):到处都是陈胜吴广 是什么造成崇祯的不幸?即溃烂而莫可救,笔者 是什么造成崇祯的不幸?即溃烂而莫可救,笔者以为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支撑中

  原标题:连载丨大明余晖(59):到处都是“陈胜吴广” 是什么造成崇祯的不幸?即“溃烂而莫可救”,笔者

  是什么造成崇祯的不幸?即“溃烂而莫可救”,笔者以为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支撑中华帝国的士人政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个政治困局,当时的皇帝和文官集团都没法破解,即使是唐宗宋祖再世,也难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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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源于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农民造反,最终埋葬了大明王朝,也要了崇祯帝的命。,几乎是中国王朝更替的周期率,无数的陈胜吴广隐藏在草莽中,有的火星没有烧起来就被扑灭,但总会有一两处可能会引起燎原大火,救火队毕竟不能控制一切。

  明末的土地兼并很厉害,这是个全国性的问题,不独西北和中原,江南的富庶之地也是如此。土地抛荒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因为一个地方要上缴给朝廷的赋税是固定的,十户人家若有一户抛下土地远走他乡,原来的赋税就归剩下九户平摊,若有两户走了,赋税由八户平摊,依此类推,农户平均赋税越来越重。如此下去,土地撂荒越来越厉害了。崇祯朝流行一个顺口溜,说“田是昔日富之基,今日累之首。”中国老祖宗造字真是精妙,“田”既是“富裕”的基础,也是被拖累的首要原因。一个农业帝国,种田的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宁愿当流民而不愿意呆在土地上,那么这个帝国的基础,已经发生了足以引起地动山摇的变化。

  江南一带,自然条件好,尤其是晚明工商业十分发达,农民不种地,涌进城镇照样可以在丝绸、棉花等作坊中找到活计,社会矛盾还不是特别突出,而贫瘠的西北就大不一样了。《明季北略》说:“流贼所由起,大约有六:叛卒、逃卒、驿卒、饥民、难民、响马是也。天下形势莫强于秦,秦地山高土厚,其民多膂力,好勇敢斗,故六者之乱,亦始于此,而卒以亡天下。”

  明朝的秦地比今天的陕西要广,还包括甘肃、宁夏大部分,究竟明末秦地农民造反是谁最先发起的,至今没有定论。因为明末的农民造反,不像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那样有宗教方面的准备工作,领导者一开始就基本上确定了。明末的农民造反基本上是活不下去农民铤而走险,因此要考究谁放了第一枪,相当困难。一般认为是较早见于史载的是陕西白水县的王二起义。——王二无非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的名字,如阿牛阿狗一样,因为饥荒杀死知县逃入山中。不多久,形成了十个较有威望的头目:闯王高迎祥、混天王、扫地王、整世王、塌天王、混世王、过天星、满天星、曹操王罗汝才、老回回马守应。可见这些造反头目,都如《水浒传》中的人物一样,名闻江湖的是他们的绰号,大名叫啥并不重要,造反前他们只是群氓中普通一员。

  从《明季北略》的记载中可看出,饥民、流民只是造反队伍的基本群众,真正在队伍中起骨干和核心作用的,决不是刚刚从土地上逃出来的农民,就如《水浒传》中梁山的喽啰大多可能是农民,但一百单八将中地道的农民只有阮氏兄弟和陶宗旺,其余多是朝廷的小吏或下级军官,和原体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明末造反队伍也是如此,分析起来很正常。逃卒、叛卒、驿卒和响马,都经过武装培训,有相当的军事经验和组织才能,见过大世面,在一群饥民中容易脱颖而出,成为首领。

  明末从万历朝开始,战事不断,先是西北、西南和抗倭三大征,然后就是和建州女真的战争,从山海关到嘉峪关,是明朝北部的边防线,所面对的是原来的蒙古部落,后来的建州女真,驻军多,防线长。到了后期政治腐败,军队更是腐败的重灾区,士卒领不到饷,没法活下去要么哗变,要么当逃兵,不愿意再回去当农民,那么加入造反队伍肯定是最好的选择。

  这些逃兵,在政府的队伍里,由于没有激励机制,自己流血奋战多为上司做嫁衣,所以遇到战争常一窝蜂散去,战斗力很差。一旦当了造反者,首先要拚杀才能不使官军剿灭,其次如果勇猛善战就可能得到更多的战利品,或者升为头目。压力加上动力,逃兵到了造反队伍中,立马和在官军中判若两人。

  想想不奇怪,多少在国有企业里混日子的年轻人,一旦下海自己干,精神状态和业绩一下子就变好了。

  这农民造反和市场竞争一样,刚开始群雄并起,同类产品大大小小的企业一股脑进入市场。到了后来就优胜劣汰,活下来的总是几个大公司,其他的昙花一现然后被无情地淘汰了。明末农民起义到了崇祯登基以后,一些首领战死,一些投降,一些死于内讧。从混乱中活下来并有所成就的,除了运气成分,其智商、权谋和勇猛坚韧一定是出类拔萃的。

  到了后期,名头越来越大的只剩下高迎祥、李自成和张献忠诸人。高迎祥是响马头头,有点像《水浒传》中的托塔天王晁盖,江湖上名头很响,李自成名义上是他的部属,但那时候上下级关系多是松散型的,远没有朝廷官场里那样严格。当孙传庭生擒高迎祥,押送到京师凌迟处死后,李自成犹如晁天王受伤而死后的宋江,接过了“闯王”的名号,成为各路造反军中声势最强的一支。

  张献忠和李自成一样,也属于造反首领中的后起之秀,他当年是老回回马守应的手下,骁勇善战,绰号“黄虎”。他曾经在地方当过捕快,就如《水浒传》中的雷横、朱仝那样,大概是因为触犯律条被革职,便去从军,又触犯军法当死,被推出辕门准备斩首师,一个叫陈洪范的将军看他相貌不凡,便向总兵求情,饶过张献忠一命。

  李自成、张献忠这类能在百战中成长首领的人,不是目不识丁的寻常农民。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人才可能熬到领导人的位置。刘邦是个小吏,懂文牍谙世情,办事能力很强;朱元璋造反前当小沙弥行走江淮之间,对天下大势很有了解;洪秀全是落第秀才;宋江是不得志的县衙吏目。总之,大动乱中,最可能掀起惊天骇浪的总是这类边缘人群中的精英,一般农民无论进官军,还是被造反队伍挟裹,基本上是做炮灰。

  李自成和张献忠都在童年时上过私塾,粗通文墨。张献忠因为与同学殴斗,引发校园暴力事件,一拳把人打死,家产因此耗尽,父亲讨厌这个丧门星,便辍学行走江湖。张献忠是陕西榆林人,李自成是米脂的,两地相距不远,都是陕北土厚沟深的苦寒之地。李自成少年时和年龄相仿的侄儿李过一起读书,读书不成又去学武,天生不安分,不满足于穷困的现状。当兵是这类人的一条出路。和张献忠一样,李自成也有从军的经历,他在家道中落后,去本县的银川驿(非今天的银川市)谋了一个驿卒的差事——类似现在兵站里的士兵。也有史书记载他曾经在总兵杨肇基手下当过兵,参加剿匪,经常把抓获的盗贼放走。那么很可能是他从战斗部队中退伍,找人安排到离家比较近的驿站做一名后勤兵。驿卒可以当一辈子,除了薪水外,因为要接来迎往,有油水可揩。但驿卒的地位是很低的,过往的大老爷稍不如意,就可能拿驿卒出气。海瑞任淳安知县时,都督胡宗宪的公子因为驿站的招待不好,就鞭打驿卒泄愤。

  崇祯从他哥哥接手大明帝国这个烂摊子后,最忧心的是财政危机。赋税收不上来,农民不原意种地,而用钱的地方太多,特别是对后金的战争,简直就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面对这样的状况,进行开源节流自然是不错的办法。

  但开源节流学问很大,如果根本的体制不改革,单单进行单项改革效果不会太大,就如《红楼梦》中的贾探春搞改革,节省几两小姐们的胭脂钱,公子的学费钱,于事无补,反而激发矛盾,搞得亲生母亲赵姨娘来羞辱自己。崇祯新政也差不多,他的“开源”最后成了对本来已负担很重的农民进一步横征暴敛,竭泽而渔。他的“节流”就是尽可能减少公共财政的支出,裁掉一些不必要的机构和人员。裁拆驿站便是其中一项新政,结果是让李自成这类失业人员加入造反大军。

  李自成是天启六年谋了这个差事的,没准请客送礼花了些银子,到了第三年即崇祯二年,朝廷下圣旨,裁掉大批驿站和驿卒,李自成这类没什么后台的驿卒统统下岗回家呆着。

  撤驿站的主意是一位叫刘懋的给事中出的,本意当然是好的,当时的驿站管理之混乱,钱财之浪费让人瞠目结舌。明朝初年就制定了驿站的管理办法,天下驿站归兵部管理,主要为办公事的官员、军队和地方公文来往、老资格的官员致仕回家提供免费饮食和车马。最初管理非常严格,一般人是享受不到的,退休的高官如果蒙圣旨准许乘驿传回乡,那是天大的荣耀。可是这种向上而不向下负责的帝国体制,一项公共政策到了后来一定会变味,因为免费使用驿站服务是占用公家的资源,这些公共牧地的好坏和管理牧地的官员个人利益没有直接的关联,那么管理者一定要拿公共利益来做人情,谋私利。到了后来,免费使用驿站越来越滥了,兵部管这件事的官员随便发执照——当然个人是得好处的。而使用驿站的执照原来是一次使用,事毕缴回,到了后来不上缴了,转让给别人继续使用。这个口子一开,管理驿站的各级官员有了很大的寻租空间。《喻世明言》中有一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说徽州商人陈大郎病了,要把信尽快送到老家。当地一个叫吕公的人,送给一位去徽州办事的公差五钱银子,这封家信就成了公文。小说说道:“‘自行由得我,官差急如火’,不勾几日,到了新安县。”一个小公差都如此,遑论其他官员。

  刘懋在奏疏中说裁掉驿站能每年节省银两数十万,崇祯帝大喜,命令天下推行。有官员提出不同意见,一心只想省钱的崇祯帝听不进去。任何一项改革必须要有配套措施,不能简单地一刀切。但裁驿站就是一刀切,不管后果。最后相当多的驿卒加入了造反队伍,见多识广的驿卒给造反队伍带来了活力,这次裁员成就了李自成。计六奇评论道:“祖宗设立驿站,所以笼络强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负,耗其精力,销其岁月,糊其口腹,使不敢为非,原有妙用,只需汰其冒滥足矣,何至刻意裁削,驱贫民而为盗乎!”

  失业的驿卒归罪出这主意的刘懋,绘其图用箭射之,刘在郁闷中死去。棺材到了山东,没人愿意给他运棺材,棺材在旅店里暂厝了数年。其实怪不得刘懋,明朝的整个政治制度烂到这个样子,一项小改革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成了饮鸩止渴、剜肉疗伤。崇祯帝的驿站改革,本来是要针对那些损公肥己的官员,可改革一旦展开,又必须依靠这些官员推行。哪有官员主动把自己利益给改革掉的道理,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把损害尽可能转嫁到李自成这样的下层职员身上,那么改革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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