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所制:时代弃儿:辽帝国崩溃后的契丹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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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辽帝国的建立者,契丹人在东亚和东北亚历史上都留下了辉煌的篇章。然而,随着辽国霸权的丧失与政权的惨遭颠覆,契丹人也就成为了帝国灭亡后的时代弃儿。但在这样的不利背

  作为辽帝国的建立者,契丹人在东亚和东北亚历史上都留下了辉煌的篇章。然而,随着辽国霸权的丧失与政权的惨遭颠覆,契丹人也就成为了帝国灭亡后的时代弃儿。但在这样的不利背景下,契丹人还是依靠自己的传统遗产,继续游走在各方强权之间。这些不为后人所重视的努力,最终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历史的进程。

  早在10世纪,辽与西夏就开始了亲密接触。辽夏两国绝大部分时间都和平共处,而且从李继迁开始就有了联姻关系。辽国成为了西夏对抗北宋的靠山,西夏对此也非常感激。

  作为辽国末代君主的天祚帝,同西夏皇帝李乾顺有舅甥关系,李乾顺的妻子是辽国成安公主。当天祚帝被金军追剿西逃时,派人与西夏交通,寻求援助。作为响应,西夏趁机出兵,夺去了辽国的天德军、云内州等地区。

  公元1122年,西夏得知天祚帝逃往夹山。于是派出李良辅带兵三万来救辽,结果被完颜娄室击败。对于西夏支持天祚帝,金廷发出恐吓,要求西夏交出辽天祚帝。但李乾顺后来还派人向天祚帝问候起居,并送粮饷支援。当天祚帝在逃往应州时遭金兵攻击,家眷被俘,李乾顺又邀请天祚帝到西夏避难。只不过天祚帝还没有来得及行动身就已经被俘。而在天祚帝被俘的前一年,耶律大石率领一部分契丹人北走,在可敦城称王。重新设置了南北面官体系,积累了数万匹战马。这一暂时稳定的局面,与西夏对于金国的牵制作用也是关系的。

  在金军强大攻势下,西夏也对金朝表示臣服。但西夏对金朝统治下的契丹人而言仍有很强的亲近感,是部分叛逃契丹人理想的避难之地。当他们在金朝身陷困境时,依然想寻求西夏的救助和保护。这些人对西夏的不断求援及投附,也对夏金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公元1132年,耶律余睹谋反败露后出逃,最先选择的避难地就是西夏。但是西夏因余睹带来的兵力很少,加之金朝的压力而未敢接纳。后来,类似的抵抗活动也是此起彼伏。为求生存很多契丹人,选择流亡到西夏,并在叛乱中屠杀归顺女真的同胞。

  西夏政府觉得这些人经历过战斗,可以壮大西夏的实力。于是设立专门机构监军司进行管辖,让契丹人在北部边境戍边。叛金的契丹人,让金国一面要保持与西夏和平共处的关系,从而全力对付南宋和蒙古。一面又要时刻防范契丹人与西夏接触,会在陕西部署重兵。这群人又从客观上减轻了宋朝在陕西和四川方面的压力。

  但事实上,这些去西夏的契丹人往往没有落地生根,而是选择继续西行,投奔在西方安家的同胞。

  在宋金西夏混战的同时,耶律大石率领一部分契丹人,在辽朝西北的军事重镇可敦城修养生息了六年。最后,耶律大石在1130二月西征,两年后在中亚称帝,史称西辽。蒙古人称之为喀喇契丹。

  西辽虽然远离东土,但对契丹人来说这是辽帝国的血脉。这里有契丹人的文化传统,算是一个有归属感的政权。当其在金国受到危难或有机会出逃时,往往想到远走西辽。比如1133年,耶律余睹叛乱失败后,他的一些部众就选择西迁,并在1134年到达西辽地区。即使在西部安定之后,可敦城一度还在西辽手中,那里就成了吸引契丹人西逃的灯塔。直到1156年,可敦城被女真人占领之后,当地还是有契丹人出没。

  由于耶律大石本人就是辽国进士出身,精通辽汉文化,所以辽国也经常以中国自居。他们以虎斯沃鲁朵为核心,复兴了辽国的很多制度。比如由西辽五个国君都是用汉文尊号、年号和庙号。钱币上的年号也是汉文和契丹文。汉语和契丹语同时作为官方语文。在这些君主中,有两代是女后执政,这也是辽代母后执政的传统。

  西辽的官制,仍然是沿袭了辽朝的北南面官。西辽的赋税制度,既继承了中原传统的“户税”制,也为了适应西域牧民和工商业者家庭分散的特点,以一“丁”作为一“户”进行征税。

  作为伊斯兰大扩张之后,反推到此地的非回教政权。西辽为了适应中亚世界的游戏规则,对待属国避免加以直接的干预。对于拜火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还有本民族的佛教,西辽统治者打起了太极拳。他们坚持宗教意味较淡的汉文化,不仅是为了免于被当地同化,也有避免偏袒某个宗教的用意。

  比如穆斯林史料记载,耶律大石除中国丝绸外,不穿别的衣服。末代公主浑忽在出嫁时还坚持按照汉族女人的习惯打扮。一系列做法,使伊斯兰教失去了独尊地位。有利于遏制伊斯兰教神权势力的膨胀,防止其以势干政。又避免了同占居民绝大多数的穆斯林发生对抗和冲突。

  在初步稳定政权后,契丹军队曾杀青牛白马祭天,计划讨伐金国。他们一路东征,征服了喀什和田乃至吐鲁番。但是因为沙漠和风雪阻隔,辎重损失惨重,才被迫暂时放弃了东征金国的计划。这样的地理险阻,也是中原的契丹人西奔的巨大阻碍。虽然西逃的收益很大,但是风险也不比收益小。

  但是西辽一直在与金国境内的契丹人暗通曲款。金朝中期的契丹反金战争失败后,契丹头目撒八率领余众撤至克鲁伦河,企图由此投奔西辽。契丹人不断投奔西辽,让金世宗非常敏感,对朝臣说:西辽喜欢派间谍教唆金国的契丹人造反。一旦金国有战事,这些人就会蠢蠢欲动,成为不安定的因素。

  为了有效防止契丹人投奔西辽,除了派兵把守必经之地外,金朝将一部分契丹人迁到东北地区的上京安置。女真人觉得东北地区土地肥沃,宜农宜牧,可以让他们与女真人通婚结合。所以把宋金和宋夏边境上心怀不满的契丹人迁移到这里,断绝契丹人与西辽、西夏和宋朝的联系。

  金朝还将契丹人迁入东北地区,却但客观上却为金末契丹人联合蒙古埋下了隐患。迁居东北等地的契丹人,保持着部落组织和骑射传统。他们迅速汇入了蒙古的反金大军,加速了金朝亡国,并加入了对其他政权的征伐。这是让西夏、西辽和宋朝统治者都大吃一惊,但又始料未及的事情。

  金朝后期,分布在西京路北部、北京路辖境内以游牧为主的契丹人纷纷投效蒙古。在协助蒙古攻金-攻夏-灭宋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与效忠于这些势力的的契丹将士兵戎相见。

  金朝中期平定契丹农牧民反金后,下令契丹人的战马长到了三岁就要给女真人牧养。以此控制契丹人的军事潜力。如果战马因自然灾害或疾病等原因而死亡,牧民还要加以赔偿。

  随着蒙古起兵攻金,卫绍王恐契丹人与蒙古联合,加强了对北部契丹人的控制。他下令两户女真人监控一户辽国遗民。此外,统辖北部草原地带契丹部族的招讨司长官,由原来部分任用契丹官员,转变为全都任用女真官员。这样的压迫行为,配上金朝末年政府的混乱管理,自然很容易引发契丹的反感。

  与此同时,新崛起的蒙古人开始挖金国墙角。他们很注重拉拢那些在金国郁郁不得志的契丹贵族,特别是耶律氏家族的成员。契丹人和渔猎出身的女真人不同,本来就是游牧民族。金朝北地的契丹人由于保持了部落组织和祖先的骑射传统,所以与蒙古人有共同的习俗。连金人都承认,包括契丹人在内的北地军民与蒙古人在习俗上几乎没有差异。

  成吉思汗也非常重视对契丹人的感情笼络,将契丹人看作是“自家人”。他曾经告诫部下,山后百姓与本朝人无异。耶律楚材也说过,成吉思汗曾认为山后百姓风俗刚健质朴,与蒙古人无异。不到关键时刻不能轻易调动。这里的“山后”是指太行山以后的奉圣州、云州、应州、朔州、蔚州等八州之地,有着包括契丹人在内的各色族群。整体民风高度胡化,不乏武德充沛之辈。

  后来,投效蒙古的契丹将士在蒙古攻金战争中十分活跃,充当先锋和向导。公元1211年,蒙古对金开战,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首先攻打的是桓州。这里是金西北路招讨司的治所,也是金代防御西北诸族的军事重镇。桓州境内水草丰美,金朝在这里设置诸群牧所,众多契丹牧户在这里牧马。桓州契丹人耶律阿海兄弟投附蒙古。其家族世代在桓州为官,对此地非常熟悉。

  公元1211年10月,蒙古人掠夺了大量金人的战马。此后蒙古骑兵实力大增,连金哀宗也慨叹:蒙古人取胜之秘诀就在于战马,是女真人所缺乏的。而此时的女真人和当年的宋人一样,只有固守城市的力量,不能在野外驰骋纵横了。

  正是因为契丹人提供的战马,蒙古军得以以强大的机动力绕开金人笨拙而且用力不当的防线。成吉思汗率师在野狐岭与金军对战时,金军的契丹族将领石抹明安借外交出使之机投降蒙古。还在野狐岭之战后建议蒙古人趁热打铁,不给金国人以喘息之机。

  契丹人耶律阿海也作为蒙古先锋,随大将哲别继续南攻金朝,开始攻击居庸关和古北口。这两地是金朝防御蒙古的重要关隘,而金末驻守这些重要关隘的恰恰是契丹族将领。最后还是契丹人协助蒙古打开这些关隘,使蒙古大军长驱直入。当年河北地区遭到了蒙古大军的劫荡,只有中都等主要城市坚守不下。

  随着金蒙战争的推进,契丹官员和百姓不断投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千户耶律留哥。1212年,耶律留哥在东北地区起义,在短短数月里聚集了十余万人。他牵制并歼灭了金朝在东北的大量军队,也使中都得不到内地的支援。还断绝了金人退回东北地区的可能性,封死了金人的德性源泉。

  金朝初年,契丹人在金对辽战争中面临女真军队的强大攻势,不断有契丹军政官员主动投附金朝。辽亡后,契丹人成为金朝的臣民,在短期内这一现实很难被扭转。所以他们将亡国的愤懑发泄在宋朝身上。在金朝发动对宋战争时,契丹将士成为金朝军队中一支重要力量。

  后来的契丹人在中央朝廷中的地位,随着宋金蒙格局的变化而变化。由于燕云汉儿在宋辽两朝的不受待见,再加上契丹族原本是统治民族。所以在金朝早期,辽汉官在金的地位比契丹人略高一些。到了金熙宗、海陵时期,由于契丹将士在对宋战争中的出色表现,女真统治集团逐渐减少对契丹人的不信任感,并将契丹人作为金朝军队的主要兵源之一。熙宗时已有契丹人官至宰相。如萧仲恭进拜平章政事,改行台左丞相。到海陵时期,海陵王要了加强中央集权,与女真旧贵族分庭抗礼。所以就一度大力重用契丹人,让他们的地位明显上升。

  然而,海陵王末期爆发的契丹起义被平定之后。女真统治者看到在契丹人中存在着浓烈的复国情结。不仅有反叛首领投靠西辽,也有反叛契丹首领称帝。所以世宗在位29年的时间里,只有2 位契丹人官至宰执。

  在地方层面上,契丹人的战斗力依旧得到了人数较少的女真统治者的认可。金熙宗整顿改革国家制度时,废除了原辽朝地区汉人和渤海人猛安谋克,却保留了契丹的猛安谋克。后来这些组织与女真人的猛安谋克区别已经不大。金国把比较有战斗力的契丹人作为金朝军队的兵源之一。

  在南北政权对峙的局势稳定后,中原的契丹人的作用是镇防内地、平息叛乱。契丹猛安谋克与女真猛安谋克共同镇守中原。他们被授予田地,按照季节提供钱粮等物资,需要出征时额外补充兵器。平时居住在修建的堡垒之中,以维持金朝中原地区稳定的统治秩序。当金朝境内爆发叛乱时,即便是契丹人的反叛活动,契丹族将士也是平定叛乱的重要军事力量。如在海陵王末期平定契丹农牧民反金斗争中,契丹族将领或深入反金契丹军营进行招抚,或带兵围剿。为平定这场金朝中期最大的反叛战争立下功劳。

  由于契丹人比女真人更早汉化,更了解宋人和南宋。所以无论是民事官员还是使者,契丹人都发挥着女真人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传统的儒家忠义观念的作用和及金国集权化的影响下,形成了为金国尽忠,为女真皇帝尽忠的观念。在金蒙战争中,这部分契丹人积极抗击蒙古,浴血奋战。即便金朝大势已去,亡国在即,仍然有世代驻扎在中原的契丹将士誓死效忠金国。所以,这群人不可避免地与自己的同胞们展开激烈的厮杀。

  由于命运的裁断和个人的机缘,很多契丹人在辽国灭亡后选择了不同政权作为效忠对象。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里,出现了很多血缘和文化倾向,效忠政权的倒错案例。也正是这样的历史和香港特殊的环境,启发文学大师金庸塑造了萧峰的经典形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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