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称霸:帝相之争:文景之治背面的皇权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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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文帝刚刚即位时,曾经问右丞相周勃:天下每年判决的案件有多少?周勃说:不知道。又问:每年的钱粮出入有多少?周勃还是不知道,寒碜又害怕,汗把衣服都沾湿了。 文帝转头问

  汉文帝刚刚即位时,曾经问右丞相周勃:“天下每年判决的案件有多少?”周勃说:“不知道。”又问:“每年的钱粮出入有多少?”周勃还是不知道,寒碜又害怕,汗把衣服都沾湿了。

  文帝转头问左丞相陈平同样的问题,陈平狡猾,说这些有主管的人。文帝不依不饶地问主管是谁,陈平答:“要问审判案件应该找廷尉;要问钱粮出入应该问治粟内史。”文帝这时候也年轻,不太给老同志留面子,就反问:

  这话搁在现代,很有诘问“你干什么吃的?”的味道,《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的“老油条”陈平的回答既卑微、又骄傲:

  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问对一如既往地客气,自居驽下,又以“待罪”为辞,这也是秦汉时代臣子的常态,居官即“待罪”,但仔细看看他说的职责,基本上就是你是天子可以管我,出了门,国内国际的大事、官员百姓都归我管了。

  这么说完了,“孝文帝乃称善。”可见当时人,包括皇帝都没觉得宰相的大权有什么不对。

  在大朝会上对右丞相、左丞相穷追猛打,本身就带着不依不饶,所以,当周勃责难陈平时:

  陈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彊对邪?”

  这段描写,非常有趣,大臣知道皇帝在“找碴”,甚至将这个视作一次考试, 更有意思的是,周勃对陈平的责难是,你怎么不教我怎么答?而陈平笑着回复的则是,你坐这个位子,不知道是干嘛的?

  哑谜打完了,揭晓答案,陈平在“诛除诸吕”、“立汉文帝”的两件大事中,一直自居次要角色,所以才在文帝初立时,以“谢病”的方式将“首相”的位置让给了周勃,而自己居于次相,其理由是:

  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原以右丞相让勃。”

  这番退让,完成了对自己在吕氏执政时代“从贼”的罪名洗刷,又将相位与“酬功”挂钩,待到真的硬桥硬马的庙堂执政,被顶在前面的周勃就露怯了。事件的结果也很有意思:

  周勃自知的这个“不如”,恰恰在于“不知其任”,而妄想居其“尊”,意识到了,赶紧让位子。

  宰相,自唐以来谓之礼绝百僚,见者无长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尝下阶;客坐稍久,则吏从傍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

  简单翻译一下,就是自唐以来宰相地位尊贵,见客之时,无论老幼都要行拜礼,而宰相安然受礼,只是简单垂手相扶就已经算是合乎身份了,更不用降阶送客,客人多坐一会儿,属吏就要喊“相公尊重”,以撵人……

  这个尊贵超越同为“臣子”的“百僚”,在秦汉,丞相不仅超越“百僚”,与君主的关系也一样突出了其地位的特殊性。

  丞相觐见皇帝的时候,皇帝之前坐着要起立,乘车坐辇要下来迎接;丞相有病,皇帝还要摆开仪仗到家里嘘寒问暖。这样的待遇放在清朝,别说是没事儿琢磨在哪块地砖磕头声音大的军机大臣,就是皇上他爹也享受不到。

  以上,可以说解析了汉文帝、陈平、周勃互动的第一层含义,其实还有一层含义,藏在水面之下。

  陈平的所谓周勃“不知其任”,还有一层潜台词,即丞相之位,具备极强的“特殊性”,并不应该作为“酬功”的赠品,哪怕皇帝给了,你也未必接得住。

  追其根本,则在于秦制是以秦律严格规定的上下公文所构成的制度体系,绝大部分的政务是在机械化的业务规定范围内运行的,丞相作为官僚系统的首长,恰恰把持的是帝国日常运转的政务权力的顶端。

  皇帝的权力对于政务的干预,往往仅及于礼仪性、宗教性的任务和高层人事任免,以及其“理论上拥有”的立法权力。

  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後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不过,杜周实际上是汉武帝朝政治氛围的产物,汉文帝时代,文法吏的代表人物张释之的态度则大不相同:

  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

  比较一下,刨除道德褒贬的因素,张释之肯定了人主的生杀大权,即“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同时强调了法为天子与天下共享的原则,而对天子来说,并不是有守法的义务,而是随意“改法”会造成法律不为人民所信任,而廷尉作为最高执法机关,又是天下执法者的表率,用今天的话讲,遵循程序正义有利于君主的统治。

  而杜周的态度则是“虚无主义”的,即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程序正义”,因为律令本身就是君主意志的贯彻,无非是前代君主的意志,还是当代君主的意志,既然如此,遵循上意而非执着于法条,完全是合乎道理的。

  秦律和汉律,实际上是刑法和行政法的集合,甚至细致到了公务员业务操作手册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君主是可以做到“垂拱而治”,因为君主什么都不做,制度体系的执行者们一样能够保证帝国的运转,但前提是执行者必须尊重专业和服从于制度本身。

  从这个角度上看,萧规曹随也好,文景之治也好,都是治理者某种程度上的自律和放任,而周勃的任官,恰恰就是单纯的“酬功”甚至“占坑”,以为对一群“靖难功臣”的“保障”,他本人的水准,根本不足以担当相位,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这个“趣为我语”,有人翻译为“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很是传神,这个“椎”字,《广韵》里解为:

  引申为朴实、愚鲁,这样一个“棒槌”一样的人物,又如何能够理解复杂的政务体系呢?

  可以说,秦汉之际,最懵懂的“丞相”非周勃莫属,《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补充了一点信息:

  文帝既立,以勃为右丞相,赐金五千斤,食邑万户。居月馀,人或说勃曰:“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以宠,久之即祸及身矣。”勃惧,亦自危,乃谢请归相印。上许之。岁馀,丞相平卒,上复以勃为丞相。十馀月,上曰:“前日吾诏列侯就国,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国。

  可见,周勃被汉文帝说得冷汗直流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月余”的时间里,他自己也害怕了,等到一年后陈平死去,这位老先生完全不记事儿,又干上了,可惜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轰回封国去了,成了“列侯就国”的带头人。

  可以说,周勃在以上的故事里,就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角色,一会儿是陈平,一会儿是汉文帝,指望他履职,肯定是不靠谱的。

  不过,这个不靠谱的人,实际上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司马迁在《史记·张丞相列传》里明说了:

  太史公曰:“张苍文学律历,为汉名相,而绌贾生、公孙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颛顼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旧德用。申屠嘉可谓刚毅守节矣,然无术学,殆与萧、曹、陈平异矣。

  在这篇《列传》里,太史公简略写了一群丞相、御史大夫,评价却是“殆与萧、曹、陈平异矣”,和萧何、曹参、陈平那是真不一样啊!这话只是在说申屠嘉吗?

  事实上,在陈平死后,单独拜相的有周勃、灌婴、张苍、申屠嘉(跨越文帝、景帝),这之中,前三位的传记里,无一例外的有一句:

  绛侯等既诛诸吕,齐王罢兵归,婴亦罢兵自荥阳归,与绛侯、陈平共立代王为孝文皇帝。(《史记·灌婴列传》)

  也就是说,这些丞相,都是拥立汉文帝的功臣代表,他们在这个位置上,不是因为合适,而是为了“酬功”、“占坑”。

  张苍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广国贤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馀见无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为丞相,因故邑封为故安侯。

  申屠嘉在汉高祖的时代是个小字辈,随征英布的时候,才是个都尉,可当汉高祖的大臣死差不多了,剩下的都太不着调,只好用他,把他由关内侯拔成了彻侯。

  更好玩的是汉文帝想用外戚窦广国,却担心天下人说自己徇私,这个天下人是谁呢?

  只能是将自己视作大汉帝国“股东”的功臣列侯们,董事长说把自己小舅子任命成CEO,还要担心“股东”的议论,那议论的主题只能是说,股份制变家族企业了吧。

  刚刚获得政权的刘邦家族还远没有形成“不言而喻”的合法性,与功臣贵族集团共同天下的联盟必须维持,而对于执政权力的让渡,无疑是这一联盟最大的保障,君相相安。

  我们早就写到过,汉文帝一朝,对于刘邦设置的同姓诸侯王藩屏体系进行了大调整,因为他不是嫡长子,要维持“代系”皇权的永固,就必须建立“代系”秩序,所以对他的儿子进行了一系列大封,并对叔叔、兄弟、侄子不断“割肉”甚至“斩首”。

  在此条件下,丞相、御史大夫这两个原本居于官僚律令体系最顶端的职位,其实际效能,必然要打折扣,所谓的“三公九卿制”构建的君相共治体系,在真实的权力运作中,则一步步走向君权独尊,丞相唯唯。

  这个进程,并不是汉武帝开启的,而是自“军吏”一代结束后,已经舒展开的君权不乐意被相权掣肘的必然,而其要窍,正好是在文景之治的时代。

  二年,晁错为内史,贵幸用事,诸法令多所请变更,议以谪罚侵削诸侯。而丞相嘉自绌所言不用,疾错。

  也就是说,在朝政话语权上,丞相申屠嘉完全比不了晁错,只能以晁错在高庙墙上开门这样的事情上下手,已经完全沦为阴谋诡计了,实在是有失身份。

  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武彊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於当世者。

  这是一类“备员而已”的,另外一类丞相在《万石张叔列传》中,比如卫绾(汉景帝、武帝时丞相):

  五岁,代桃侯舍为丞相,朝奏事如职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终无可言。天子以为敦厚,可相少主,尊宠之,赏赐甚多。

  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属峻法,兒宽等推文学至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於丞相,丞相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

  整个进程,就是由皇帝畏惧的“粗人”到皇帝喜欢的“老实人”的变迁,其中穿插几个有脾气的功臣,比如周亚夫、窦婴、李蔡、公孙贺,外戚,比如窦婴、田蚡,不能说是点缀,却绝不算常态,比如田蚡:

  当是时,丞相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是後乃退。

  这位的跋扈,可能算是汉兴以来丞相中登峰造极的人物了,可他的关系,别人也真比不了,所谓“蚡以肺腑为京师相”,亲到极致了,皇帝的肺腑啊。

  综上所述,自汉兴以来到汉武帝时代,除了萧何、曹参、陈平三位有资格说达成了陈平所举的“宰相之任”,之后的历任丞相,由质朴少文的军吏到备位不言的“老实人”,其实是丞相权威逐步下降的过程,而非汉武帝时代突然跌落,正是由于汉文帝、汉景帝对于丞相职权的事实架空(很多人可能也没能力履职),才让丞相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变成了“泥胎神像”。

  汉武帝时代,只是由于天下多事,原本低速运转时看不出毛病的官僚机器突然间加码就暴露出一系列问题,为了解决问题,汉武帝才叠床架屋地对秦朝遗留下来的官僚机器进行重整,整个过程中,抛弃掉了很多东西,又增加了不少东西,而其本质,只是对汉文帝、汉景帝时代早已发生的变化进行制度化的确认罢了。

  如果再向深层次挖掘,则是非军事化的惠帝、吕后、文帝、景帝四代间,逐步消减国家政治体制中的专业性元素的漫长进程,到了汉武帝时代,国家机器中的宗教、伦理成分逐步确认,“春秋决狱”之类的伦理信条越发侵蚀专业化咬合的律令文牍统治系统,用一个词汇来形容,那就是“去专业化”、“去职业化”。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西汉初年的丞相,与秦国、秦朝的诸多相邦、丞相大不相同,如果非要寻找其间的相同处,或许田蚡这个特例可以与下期文章中出现的秦相有所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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